昨晚上新华网看新闻，“江泽民为《永恒的记忆——苏联专家基列夫的中国情结》作序”的消息令我久久不能平静，半夜醒来重读一遍江泽民的序言，又把中新社发的一组俄罗斯昨日上演了苏联红军时期的“红场阅兵式”照片仔细看了几遍。眼泪竟然落了下来。

《永恒的记忆》讲的是五十年代苏联专家“达瓦利希”基列夫的中国情结，但江泽民的《序言》所透露的却实实在在是父辈们心底的“苏联情结”——老一辈对苏联、苏联专家和苏联人民的感恩心情。这种感情只有那些曾经在那个“火红的年代”与苏联专家一起工作过、亲身参加过苏联援建的“156项大型工业项目”的父辈们才会有。

与父辈们相比，我们这代人极少知道感恩的，或者即使知道也不懂得如何表现出来。青少年时期的我们往往对自己的父亲充满抱怨甚至怨恨。而像我这样在“文革”中度过少年时期并受到“牵连”的人更是如此——其实只不过是那个年代经常填写各种表格，每次在有关父亲的栏目中都要写上“父亲有历史问题”，以及老师常常会在看了我的表格后问一句：“你爸爸有什么历史问题？”

长大后我才知道组织上对父亲做的结论是“历史反革命，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同时也才知道父亲所谓的“历史问题”不过高中毕业后为了找个能够吃饱饭以便继续复习功课，圆他的大学梦。千不该万不该父亲去的地方是他二伯父任高职的苏北“盐警部队”，更让父亲后来背了一辈子黑锅的是那个并不正规的“盐警部队”名义上却归军统头子戴笠领导。

其实父亲高中毕业后本不需要“参军”的，他父亲，也就是我的爷爷，当时跟随其二哥多年，在“盐警部队”管辖的苏北盐产区某个“收税站”任职。1944年父亲高中，带着他父亲给的全部积蓄——照父亲的说法大约值“文革”时的几千块钱（值今天的几十万？），准备乘船投奔重庆——当时国民政府躲避战乱的陪都——上大学。不料从苏北过江时，小偷从父亲的口袋里偷走了所有的钱。父亲当时急的差点投江自尽，结果被他父亲劝住。之后无钱上大学的父亲只好进了“盐警部队”，成为一名挂着上尉军衔却只需要读书复习功课的“文书”。据父亲讲，他的二伯父是他们整个家族的个“大功臣”——把家里的许多亲戚都招入自己的部队，弄个营长连长的虚职吃“军饷”。

所以迄今为止我仍然特别憎恶小偷。每当看到有关小偷从正要去医院看病的老人那里偷走医药费的新闻时我都特别愤怒。他们不知道这样做可能会夺走他人的性命或彻底改变他人的命运。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我们的父辈经历了一个“火红的年代”：新中国百废待兴，无数中国青年——包括像江泽民这样在苏联受过教育和培训的“留苏学生”和人民政府为适应建设需要定向紧急培养的大批俄语翻译，被派往祖国各地，与苏联专家一起工作，努力建设年轻的人民共和国。

父亲从“哈外专”（前身是“抗大”的“俄文大队”）毕业时，组织上给他两个选择：去长春参加汽车厂建设或者去上海参加造船厂建设。如果说1946年父亲同时被北大和复旦录取后毅然选择北大是因为江苏长大、对上海的他向往神秘的北方的话，父亲这次因为对造船一无所知而自然而然地选择了看得见、摸得着的汽车行业。

因此我父亲也参加了新中国第一个汽车制造厂，“一汽”或“长春汽车厂”，的初期建设过程。虽然我没有从父亲口中听到过任何苏联专家的名字，但我相信他一定对达瓦利希基列夫不会陌生的。可惜父亲已经于去年8月1日去世。但是我很清楚，父亲在长春汽车厂工作的时期当中包含了他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

关于那些快乐的故事大多是我小时候跟父亲一起洗脚时听到的。父亲从建厂开始就跟随苏联专家组担任翻译。父亲说工作业余时间喜欢喝酒与跳舞。苏联专家教我父亲喝酒之前先吃一片涂满黄油的面包，这样可以减少防止喝醉。

上个月我特意去昆明的时候看望了父亲在汽车厂当翻译时的老同事老朋友程叔叔——他们的友谊持续了半个多世纪。去年8月2日我首先打电话向程叔叔通报了父亲去世的噩耗，程叔叔在电话那端顿时泣不成声。

父亲在世的时候总回忆当年跟程叔叔一起在哈尔滨喝啤酒的日子。云南文山人程叔叔毕业自“二野”的“俄文大队”，“根红苗正”的他即使在“文革”中也坚持常常来看望我们一家。我跟程叔叔家还有另外一个特殊的感情，因为我刚出生不久程叔叔的爱人王阿姨曾经带过我一段时间。所以王阿姨看我的眼光跟别人不一样。我心里很明白，可惜几乎从来不会表达。

小时候，父亲在我的记忆中永远是那么忙，回到家他总要再看书写东西——是不是翻译的工作还没做完带回家了？尽管如此，父亲没有忘记对我——直到弟弟在我7岁那年出世之前我一直是“独子”——的关照。父亲每天从幼儿园接我，骑着自行车带我回家，睡觉前总要给我读一段书——6岁前是《十万个为什么》，6岁后是《鲁迅选集》（《鲁迅选集》收入了鲁迅先生的几乎全部小说作品，直到15岁时我才从《朝花夕拾》中找到了《鲁迅选集》唯一没有收入的小说《阿金》）。

睡觉前我总和父亲在一个脚盆里洗脚，那是我和父亲最开心的时候。父亲习惯把脚泡在盆里，一边吃着苏打饼干或桃酥一边讲他青少年时期的经历。我虽然一直就没养成吃零食的习惯，但迄今为止，假如我买零食的话，买的最多的是各类“饼干”——上海那种老式的苏打饼干似乎已经“失传”了。

当然，父亲讲的最多的还有他在苏北读小学和中学的经历。长大后我才明白与世无争的年代其实是每个人最好的时光。

“文革”时期虽然中苏交恶达到了顶峰，但父亲仍然总是提到苏联专家，业余时间仍然大多在读其时完全无用的俄语书籍——其实那个时期什么外语都很少用，父亲北大读书的经历给他打下了良好的英文底子，虽然改革开放后他做翻译已经十分吃力，但还是直接或间接地培养出了了我这个英语为工作语言的大儿子和以英语专业起步读到新闻学博士的小儿子。

我逐渐学会理解父亲，懂得父亲。但直至父亲去世后我才发现父亲给我的太多了，而我自己对父亲的报答实在是太少了。其实我也知道他从未打算要我报答什么。由于我们俩都是不善于表达感情的人，父亲在世时我们之间很少交流。父亲去世后我看了他的日记，才知道他一直在关注我，并且对我一直有诸多担忧。

1982年我刚大学毕业后，父亲尚未退休。我回家时总会去父亲工作的地方看看。父亲端坐在钢筋水泥香蕉水等大堆建筑材料中放的一张办公桌前，毫无例外地总在看他读了一辈子的各种俄文资料、语法书和小说。“仓库管理员是父亲自“文革”开始被搞去看澡堂、扫地、看大门等众多“工作”中的最后一个岗位，快60的父亲仍然每日要跟着年轻的工人一起搬运钢筋水泥。一次搬50公斤一袋的水泥时他终于扭伤了腰。之后腰伤折磨了他一辈子。再加上他“文革”初期“挖地道”时被一个顽皮的年轻女工贸然开动井口的拖拉机所拖拽的钢丝绳险些拧断了腿。我父亲总算是从“文革”中“虎口余生”了。

挣工资后我最先做的几件事情当中包括给父亲买了各种新版俄语语法和其他教科书，希望帮他“升级”一下俄语。可惜父亲年纪大了，已经没有精力继续学习了。估计到了最后他的俄语水平不会比我这个从未专业学习过，只不过是看过语法和几页苏联小说、听过几天《俄语灵格风》、平时喜欢看俄语电视节目练习听力、遇到俄国人只能“偷听”却几乎无法对话的人高不到哪里去。

性格决定命运。首先父亲是被他自己“害”的。如果他能够稍微圆滑一点，如果他当初在长春汽车厂不必急于入党，不必把自己那点“历史问题”“向组织交心”的话，他完全可能风平浪静地度过一生。当然真正“害”父亲的是那些“整天吃饱饭没事干”热衷于搞政治的人，是那些喜欢无限上纲、无限放大他人的“政治污点”、靠踩着别人的脊背和踏着别人的血迹往上爬的人。

正因为如此，在感激父辈的同时，我也特别瞧不起老人当中那些喜欢整人的家伙。1983年，我刚到煤炭部一个设计院工作才一年，就差点因为得罪上司而出“大问题”。当时有人借“反对精神污染”为名大搞“文革”那一套，我气得把走道里所有标语都给撕了，并坚决拒绝做检查。我给出的理由特别简单，我说墨太臭了，让我们无法安心搞翻译。我说他们这么做是破坏“抓革命，促生产”——当时“文革”结束不久，“文革”的口号谁都会用。我们这么一说本来就很喜欢我的院领导自然不再追究，本打算整我的顶头上司虽然气得够呛，但最后也只好不了了之。

所以我对政治运动一向深恶痛绝，对任何不务正业只喜欢搞政治运动的人恨之入骨。当然政治运动害了何止父辈一代人。我曾经多么渴望我们这代人可以远离政治运动和迫害，现在我希望我们的下一代永远不要受政治运动的污染。但愿我的梦想总有一天会实现。

附：
江泽民为《永恒的记忆--苏联专家基列夫的中国情结》作序言
2010年11月07日 18:09:24 　来源： 新华网 【字号 大小】【留言】【打印】【关闭】

　　新华网北京１１月７日电《永恒的记忆——苏联专家基列夫的中国情结》首发式７日在钓鱼台国宾馆举行，江泽民同志为该书定名、题名并作序。序言全文如下：

　　尼古拉·雅科夫列维奇·基列夫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来华工作的一位苏联专家。他于一九五四年一月来华担任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建设总动力专家，同广大一汽建设者共同奋斗近四年，为一汽建设倾注了大量心血。我当时曾同他一起工作。如今，基列夫同志已经去世十四个年头了，但我始终记得他为工作忙碌的身影和他的工作精神。我觉得很有必要写一写基列夫同志，表达我们对他的缅怀，感谢他为新中国建设和中苏两国人民友好作出的贡献。这本书侧重写了基列夫同志在一汽工作的情况，写了他同我的交往和友谊，写了他的中国情结。

    基列夫同志是从苦难中成长起来的，经历了残酷战火的磨练，形成了坚韧的性格和执着的事业心。他本是一名普通工人，但他奋发努力、刻苦钻研，一边工作，一边读书，自学成才，从一名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青年成为一名既有实践经验又有理论知识的技术专家。在一汽的岁月里，基列夫同志对工作极端负责，对中国同志极端热忱。他同一汽动力建设者们日夜拼搏，以一丝不苟的敬业精神和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共同攻克一个又一个技术难关，高质量地建成了一汽动力系统，并全面安全投入运行。在一汽建设的关键时刻，他一次又一次推迟归国日期，留下来同我们一起攻坚克难。基列夫同志是同他一起工作过的每位工人、技术人员、干部的良师益友，大家情谊深厚、感情真挚。在当时各方面条件都比较艰难的条件下，一汽能够三年建成投产，基列夫同志功不可没。

    一九五七年，在即将离开长春回国前夕，他要我们把全厂动力师和检查员集中在一起，作了临别赠言。他对一汽动力系统哪里有薄弱环节，可能发生哪些故障，该如何处理，动力师和检查员应该如何做好本职工作，等等，事无巨细，都作了嘱咐。最后，他语重心长地说：“你们是动力系统的眼睛和耳朵，你们要热爱本职工作，下决心在动力系统干一辈子。你们前途无量，一汽未来正常生产需要你们，少不了你们啊！”

    基列夫同志返回苏联后，始终保持着强烈的中国情结，他的心时刻与中国连接在一起。中国遭遇严重困难，他为中国朋友担忧和牵挂。中苏两国关系恶化，他心情凝重，内心深藏着对中国的深情。中国取得伟大成就，他更为中国人民欣喜。三十多年后，当他重返他曾经工作过和热爱的中国土地时，当他在莫斯科见到中国朋友时，仍想着为中国再出一点力，再作一点贡献。他深深热爱中国和中国人民，矢志不渝，令人感佩。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曾同基列夫同志在一汽一起工作的中国同事如今均年事很高，大家回忆他时都记忆犹新。基列夫同志去世后，他的夫人尼娜·吉洪诺夫娜给我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基列夫同志“是一个平凡的热爱劳动的人，他的一生应该说是很有价值的”。不论在自己祖国的大地上，还是在中国的土地上，基列夫同志始终如一，在平凡岗位上默默耕耘，做出了不平凡的成绩。毛泽东同志在他的著名文章《纪念白求恩》中写道：“一个外国人，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国际主义的精神，这是共产主义的精神，每一个中国共产党员都要学习这种精神。”我觉得，基列夫同志身上也有这种精神。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不应该忘记那些帮助过我们的人。